引子：影片打碎了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的幻梦，尖锐的刺中了男性面子文化中极端异化的一面。
电影《长安道》改编自海岩的小说《长安盗》，影片采取碎片化的叙事模式，多线并行。
将一桩牵扯文物与亲情的案件颠倒顺序拼接给观众，在展现核心事件的同时，又由万教授这一角色抽丝剥茧的形象对如今中国父权社会下的文化权威形象进行反讽。
这打碎了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的幻梦，尖锐的刺中了男性面子文化中极端异化的一面。
1、回环相扣的叙事线索
影片采用类型化的叙事手法，以环环相扣，不断提起的景会推动剧情发展，为了服务于悬念的营造，影片以开头爆炸性事件:赵红雨之死为起点。
在不同人之间激起了3条叙事脉络，以此勾连，并围绕着表示过去的全知视点，由赵红雨入住林白五家开始，再到揭开赵红雨的真实身份。
整场故事在过去时空的叙事中几乎就是由赵红雨作为事件的行动者而展开的。
也正是因此，观众在一开始便被告知了赵红雨的结局，在故事时程中则会更加强烈引起观众的唏嘘与共情。
而当过去时空与现在时空交织之后，影片风格急转直下，叙事目的立即由“展现赵红雨”的故事转向了“调查赵红雨的死因”。
准CEO邵宽城化身成为了剧情的引领者与行动者，而赵红雨则位移为了被揭秘的本身，影片亦由这种转换中由温情转向了阴暗与悬疑之中。
但可惜的是，作为推理悬疑类影片的舵手——悬念，极大部分是由多线的反复交错而形成。这也促使导演在设置分线点时为追求悬疑而将影片剪辑过碎的后果。
这种观感断裂感尤甚在电影影像视听语言的单调下显得格外突出，先去了摄影机语言的主观意味导向性，观众始终是作为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游离于案件之外。
即使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墓穴考古场景，对于古文物栩栩如生的处理亦是基于塑造一种奇观化的视觉景观，而非具有必要的实指意味，使电影有所失焦，不明意图。
2、立体细致的人物侧写
影片围绕着3位主要人物，即伪善的万教授、作为卧底的警察赵红雨，以及准CEO邵宽域。
在人物刻画上，影片的笔墨主要集中于代表对抗者角色的万教授以及正义英雄邵宽城，赵红雨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发生在记忆与事件中的人物。
她的真实感受相较而言有所削弱。只是观众去探秘的秘密者本身，而对于刑侦悬疑题材来说，行动者与反派则更重点。
电影在范伟的演绎下将万教授这样一个善良、懦弱的知识分子，以及他自己无意识的恶这两种双面性都刻绘了出来，以多种细节拼凑出了这个“盗窃者与杀人凶手”可憎又可怜的一面。
他住在妻子的大房子里，由妻子打理工作业务，低眉顺眼地向妻子讨好。
这于开局便塑造了一个懦弱的悔恨父亲形象，亦使观众轻易放下了防备，但又有无数细节：如在妻子的指责下避重就轻的讨好，亦是其圆滑的体现。
而在女儿忍不住道破妻子出轨的秘密后，万教授彻底的崩溃同样暗示了作为家庭——工作双向压抑者，物极必反之后随之而来的失控，甚至变态的行为。
男性尊严的丧失致使他最终成为了反击者，而在女儿的身份大白，他自身地位与形象受损之时，我们能看出他最后守护的安全感：
形象所代言的尊严被曝光，他自私的一面最终暴露，以至于以加害亲情的方式去搏回自己的形象，这于观众所树立的旁观者视角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感：
血亲亦敌不上他对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仅是一种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度隐喻，更暗合了当代大多数人对于“认可”的病态追求。
3、男权社会下的价值反讽
正如前文所述，影片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都携带了或多或少的讽刺意味。
而片中作为“被寻找的答案”的女警察赵红雨，显然是作为男性角色的反向而存在的。
赵红雨的愿望很简单，仅仅只是结束任务后的一场恋爱、一次旅行。赵红雨的重情重义在与万教授的伪善做出了明显的对比。
影片将赵红雨设计为了一个唤醒警察邵宽城内心正义感的契机。可以这样说，赵红雨的出现与死亡始终是作为一个激发点而存在的。
她所出现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打动邵宽城，将邵宽城这个角色由已被典型功利主义社会染指的现状中解救出来，重新挽救为一个希望之子的形象。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赵红雨作为“导师”形象的价值意义，使得其性别意指变得模糊——她并非仅仅作为一个女生的光辉形象而出现的。
她的存在更多是为了激发男性（邵宽城）这个正义之化身，于她之后接过正义之手以及道德之标杆。
终归仍是服务于男性社会延续的一个手段，也正如影片末尾警车队赶来后的“正义之光”，象征着错误价值观的扭正之途，亦带有以该女性角色为工具的浓浓傲慢之意。
结语
电影《长安盗》立意与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反讽，但电影影像方面的薄弱，镜头语言的用法使得表意逐步失焦，电视感的背后只能依托于叙事的架构。
强烈的类型化语言又削弱了核心价值表述，使其沦为了一场观众眼中记忆点散且弱，阅后即焚的刑侦破案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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